恩师林徽因
© 徐敏｜文
林徽因、梁思成游欧洲
1944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的吴良镛，甫一走出校门，便被征召入中国远征军，担任美国顾问团的翻译。次年五月，他退伍归来，于重庆积极求职之际，意外收到一封来自著名建筑师梁思成的亲笔信，信中邀请他担任自己的助手。
彼时，梁思成正于重庆领导“战后文物保存委员会”，着手编纂《全国文物保护目录》，急需寻找绘图人才。在翻阅重庆中央大学出版的《建筑》期刊时，他注意到了一篇由吴良镛撰写的论文，题目为《释“闕”》。梁思成惊喜地发现，这位作者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助手。随后，他委托卢绳先生探寻吴良镛的踪迹，并约其进行面谈。
这次见面，吴良镛的人生因此改变。
吴良镛担任梁思成助手的时期仅维持了短短三个多月。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随之文物保护目录的编绘亦告完成，相关机构随即解散，工作宣告终结。吴良镛亦随之与梁思成告别，转而开始寻找新的职业道路。
仅过两个月，便收到梁思成先生的来信，告知清华大学即将设立建筑系，并邀请吴良镛前往拜访。彼时，梁思成先生一家刚从李庄迁至重庆。吴良镛拜访梁先生之际，首次见到了林徽因女士。林徽因因病卧床，身形消瘦，面容略显疲惫。同日，房中亦有一位访客，即傅斯年先生。见吴良镛略显拘谨，林徽因提议道：“不如你们到隔壁房间交谈吧。”
病中的林徽因
梁先生引领吴良镛步入一间四壁空旷、甚至没有座椅的空室。梁先生站立于室中，向吴良镛阐述，鉴于战后建设的迫切需求，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已正式批准设立建筑系。他希望吴良镛建系之初便能担任助教一职，共同开创一番事业。面对此等难得的机遇，吴良镛当机立断，欣然接受，从而奠定了他一生追求的轨迹。
不久，梁思成受聘前往美国讲学，同时担任联合国大厦的设计顾问与建筑师。由于工作繁忙，他未能亲自投身于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创立之中。在将《建筑初步》课程的十个作业题交托给吴良镛后，他遂匆忙踏上了前往美国的旅程。
1946年夏日，开学在即，清华大学王明之教授应林徽因之请，致信吴良镛，通知其开学将至，敦促其速返校园。由于铁路受阻，清华在上海的办事处便指派吴良镛负责带领复员学生，他们搭乘由上海开往秦皇岛的运煤船，经水路北上。抵达北平之时，天气已逐渐转凉，寒意渐生。
建筑学院副院长吴柳生教授与吴良镛教授的初次相遇便邀请他拜访居住于新林院8号的林徽因女士。当日的阳光格外明媚，林徽因似乎从一段疲惫的旅程中重获活力，面色红润。她一见面便热情地说：“欢迎您的到来。”随后，她便询问吴良镛的学业进展和职业兴趣。特别提到她阅读过吴良镛的《释阙》一文，并给予了高度评价。接着，两人便深入讨论起中国建筑的研究历程，从起步的艰辛到逐渐的发现；以及室内陈设的重要性，强调在从事古建筑研究时，必须遵循一个默契的规则：不涉足古董收藏，因为若随意搬取，文物将无所不在，而作为内行人，即使是随手取走一两件，又如何能分辨真伪呢？
林徽因指向屋内的一件件陈设，向吴良镛娓娓道来：“这些都是老梁先生（即梁启超）的遗物，而那件则是陈叔通先生所赠。”言及此处，她讲述了一个小故事：陈叔通曾在家中展示一件珍藏品，询问梁思成能否道出其年代。梁思成不假思索地答曰：“北魏。”陈叔通对梁思成的博学深感惊讶，遂将藏品相赠，并戏言道：“不能再猜了，否则这里的东西几乎都要落入你手中。”
当日，林徽因谈笑风生，全然不见病容，待人谦逊，平易近人。吴良镛亦情绪高涨，畅所欲言，提及曾在重庆某地见过林徽因一幅水彩作品，不知此画至今是否存世？林徽因回应称已许久未作画，待寻得画作便呈上。果不其然，画作很快被找到，乃是一幅描绘西班牙庭院的画作，阳光明媚，色彩对比鲜明。遗憾的是，这幅画在文革期间失落，自此后再无音讯。
那日，双方交谈甚欢。临别之际，林徽因特意对吴良镛表示：“久仰您的大名，如今终于可以开始着手筹备了。”
昔日，建筑系暂居于水力楼二楼，此处仅是几间空旷的教室。学子们已陆续踏入校园。开学在即，虽已有教室、图板与画图凳，然而其余设施尚显不足。于是，我们急忙将图书馆的藏书调拨至此，精心描绘示范图，晾晒蓝图，率先开启了《画法几何课》，随后又陆续开展了《素描》课程……
这一切务必在1946年10月清华大学复员并重启新学期之前圆满完成。在那时，建筑系仅剩代理系主任吴柳生教授与卧病在床的林徽因女士两位核心人物。除此之外，能够承担工作的唯有吴良镛一位助教。吴柳生主任对专业事务关注不多，而林徽因女士则躺在病榻之上进行统筹与指挥。她不仅处理桌椅板凳等琐事，还负责指导高难度的建筑课程，与吴良镛紧密协作，确保了清华大学建筑系首届学生能够按时迎来开学。
在开课之前，诸多棘手的问题似乎只有依靠林先生的智慧才能得以解决。吴良镛初至清华，学校最初安排他与一位外文系的讲师同住，然而双方均感不便。林先生闻悉此事后，便提议说：“此事不难解决。”他透露，金岳霖教授在工字厅海棠西院有一间朝南的空置房间，内设齐全的家具，正好空着，建议吴良镛去那里居住。林先生的一番话，便让初入清华的吴良镛得以享受到教授级的住房待遇。
学生修习素描课程时，须备齐石膏模型，林先生便指派吴良镛前往美术学院寻找李宗津先生之助；他叮嘱吴良镛建议至东单口的永兴洋纸行采购绘画材料；若需辅助教学，则可向颐和园内原营造学社的纪玉堂先生求助。乃至考虑到吴良镛因进城处理事务而无法及时返回清华，林先生还建议他前往中山公园，寻找一位年逾古稀的营造学社留守者，以便在那里暂宿一晚。诸般此类的问题，其中部分由卧床养病的林徽因想出解决方案，另有部分则是在吴良镛汇报时，林徽因予以协助解答。
1947年5月，正值清华园内校庆盛典，这是林徽因女士自昆明重返北平后，首次参加的校园庆典。整个校园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气氛。刚刚成立未满半年之久的清华建筑系也精心筹备了一场展览，共设置了两个展室，展示营造学社的测绘成果、学生们的设计作品及水彩画作，此展吸引了校方的高度关注。林徽因先生对这样的活动总是满怀期待。那天，她乘坐人力车抵达建筑系馆，梁先生的朋友楼光来之子楼格，当时是清华的学生，跟随在林徽因女士身后，将她搀扶上二楼的建筑系展馆。吴良镛目睹林先生那少有的激动之情，不禁神采飞扬，对展品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她的精神仿佛达到了极致，不知何时才能恢复如初。
1947年七月，梁思成学成归国，目睹建筑系由昔日两间空荡的教室发展成为如今的充实景象，心中喜悦不已。他对吴良镛前期的工作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然而，他心中迫切需要处理的首要事务，便是为妻子寻医问诊。林徽因持续低烧，病情愈发严重，经医生诊断，发现其肾脏存在病变，亟需进行摘除手术。
1947年12月，白塔寺人民医院见证了这场手术。术后，被摘除的肾脏置于手术盘上，医生用手术刀剖开，发现内部充斥着脓液。面对梁思成，医生感慨道：“满目皆是此物，人怎能忍受？”病灶清除后，林徽因的病情逐渐改善，参与的活动也日渐增多。梁家的“午后茶会”亦如战前般，重现往日生机。
在那段时光里，日暮时分，大约是午后三点至四点，梁家便会精心准备饼干、花生米等茶点，以接待陆续到来的宾客。来客不拘一格，或因欢愉而聚，或因事而散。金岳霖、张若溪、陈岱孙等先生常为座上宾，而林徽因则担任了这场聚会的主持人。众人围坐一堂，畅谈政治、社会、美学、文学等话题，实则形成了一个无固定主题的学术交流圈子。大家各抒己见，气氛和谐融洽。邓以蛰教授偶尔会携带几幅画作，诸如倪瓒的树木与金冬心的梅花，供众人品鉴。
品茗聚会时，难免会涉及时下话题，然而总体而言，气氛却颇为超脱，颇有魏晋时期清流风范。午后的茶话会曾是教授们交流心得的途径，对于林徽因来说尤为必要，她即便足不出户，亦能洞察窗外的风云变幻，汲取与建筑艺术相关的灵感。
“我在赴美前参观了沙里宁教授所主持的匡溪艺院，那里的艺术氛围极为浓厚，不仅能够学习建筑，还能涉猎规划，对你未来的事业发展颇为适宜。鉴于沙里宁教授已年过七旬，与他学习的机会不容错过，务必抓紧时机，以免延误良机。”
因此，梁思成代吴良镛撰写了一封致沙翁的推荐函，林徽因审阅后评价道：“对吴良镛的推介应当如此措辞。”随即亲自进行了修订。一封推荐信竟得两位大师携手成稿，足见他们对吴良镛出国深造的厚望与深情。每当回想起这段往事，吴良镛便满怀感激，无论林徽因在世还是身后，他始终尊称其为“林先生”。遗憾的是，当时匆忙之间，竟未能将那封推荐信誊写保存，这成为他心中难以抚平的巨大遗憾。
1948年盛夏，应梁思成的举荐，吴良镛有幸获得匡溪艺术学院的奖学金，踏入了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的大门，进而师从国际知名建筑大师沙里宁。在吴良镛建筑系离校赴美之际，该系已聚集了近三十名学子，以及十余位师资力量，成为清华大学学术与文化建设中异常活跃的学术部门。
回首过往两年间不断探索与创造的历程，林徽因对建筑系的发展倾注了最多的心血，做出了最为显著的贡献。
在美国求学的岁月里，吴良镛在沙里宁的指导下，从理论到实践全面精进，不懈地追求学术深造，最终在1949年5月荣获硕士学位。随后，他选择继续留在美国，进一步完善其学术旅程。翌年，吴良镛陆续接到数封来信，敦促他尽快返回祖国。其中一封，由林先生口述，罗哲文先生代笔，信中的空白处布满了斜斜的笔迹，显然是林先生卧床时所亲笔所写。信中大意是，国内形势一片大好，鼓励他速归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并特别叮嘱吴良镛前往波士顿大学费慰梅教授处，取回梁先生的“图像建筑史稿”。
林徽因考察野外
在阅读完信件后，吴良镛即刻前往哈佛大学拜访费慰梅教授，将林先生的意愿传达给她。随后，他迅速整理行囊，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离别两年后，吴良镛重返了那熟悉的清华园。
当再次与林先生相见，吴良镛敏锐地察觉到林先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转变，他显得神采奕奕。相较于两年前，林先生的生活内容愈发丰富多彩，她时常参与市里的各类活动和会议，聆听报告，观赏演出，参观展览。那时的林先生显得异常兴奋，满怀激情，怀揣着无数憧憬，并将这些憧憬具体化为众多开创性的工作，常常忙碌不已。
然而，自1952年和1953年起，她开始承受精神上的重负和压力。
1952年下半年度，我国高等教育机构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此后，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对苏联教育模式的全面效仿，并付诸实践。这一整套苏联式的教育体系，与梁林二位先生所倡导的宽松学术氛围截然不同。
林徽因先生哭了。
伴随着大规模建设的需求日益迫切，北京着手策划拆除牌楼。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对此充满热情，大力推动，从而引发了一场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活动，这场运动迅速在全城范围内扩散开来。
在吴晗主持的一次讨论会上，郑振铎建言道：“若需拆除牌楼，宜提前与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取得联系，由其作出决策，切不可采取粗暴的方式。”对此，吴晗回应得颇具深意：“涉及全国性的问题，应向上级请示并决定。”
其意不言自明，除非面临“全国性”的难题，否则无需向上级“请示”。
“保护文化遗产与建设新建筑本应相辅相成。北京的九座城门，其布局对称，若遭破坏，便失去了原有的根基。”
梁思成曾言，北京古城街巷中，城门与牌楼、牌坊交相辉映，构成了这座城市独有的风貌。此类景观，与西方都市街景中的雕塑、凯旋门、方尖碑等相得益彰，均值得通过诸如设置交通环岛等手段，予以妥善规划和保留。
听闻此语，吴晗愤然拍案而起，对梁、林的观点予以严厉斥责：“若将来北京城遍布高楼大厦，那些牌坊、宫门被高楼所环绕，岂不都变成了囚笼、巢穴，还有什么鉴赏价值可言！”梁思成据理力争，吴晗便反驳道：“你这是要将新中国的首都转变为封建主义的陈列馆！”
据国务院工作人员的回忆，在会议过程中，梁思成屡次情绪激动至泪流满面。最终，上级领导发声：“北京拆除牌楼，城门开设洞口，都令他悲痛落泪。这已成为一个政治议题。”
拆与不拆，早已超越了建筑本身的范畴，演变为一场深刻的政治较量。在这场角力中，梁思成与林徽因注定难逃失败的命运。
不久之后，于文化部举办的欧美同学聚会上，林徽因与梁思成再度与吴晗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彼此针锋相对。林徽因情绪激昂，高声痛斥吴晗，预言其“必将身败名裂”。尽管当时林徽因的肺病已至重症，声音变得沙哑而低沉，但她的神情与胆识却令吴晗无法招架。
自1954年1月起，北京城开启了大规模的牌楼拆除工程。内城的九座城门，仅剩正阳门的城楼与箭楼，以及德胜门的箭楼尚存；而外城的七座城门，则已尽数消失。
历经战火的京城古建筑，虽未遭受毁灭之厄运，却在吴晗的策划之下，最终化为尘埃。
身患重病的林徽因悲切地质问：“为何我们不惜在博物馆的玻璃展柜中细心呵护几片破碎的砖瓦，却将那完美无瑕、举世无双的古建筑拆得干干净净？”在深沉的忧郁中，林徽因开始抗拒药物治疗。1955年4月，她因肺疾离世，享年51岁。
林先生离世之后，梁思成向吴良镛娓娓道来一段往事。当年林徽因病势沉重，特请北京的名医施今墨大夫前来会诊。通过拍摄的片子，可见其肺部大半已损。即便身处如此困境，林先生依然坚定地为保护古建筑发出强烈呼吁。她实在是不忍心闭眼离去！
在贤良寺举行了追悼会，该寺正是梁思成与吴良镛携手考察并成功保护的一座古刹。众多友好人士及建筑系同仁齐聚一堂。悼词由钱端升教授执笔，深情赞颂她对中国建筑学术领域的卓越贡献，她将毕生精力奉献于此。即便疾病缠身，她亦未曾放下手中的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那一年，林徽因离世之际，建工部正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设计施工会议，会上对建筑领域的复古主义与形式主义进行了批判。这场大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清华大学建筑系除了吴良镛教授出席外，校长办公室主任亦被委以重任。吴良镛深知会议的核心指向，因而倍感压力。会议在国际饭店召开，而梁思成先生则卧于邻近的同仁医院病房。吴良镛在会议间隙探访梁先生，梁先生却指示他至隔壁病房一观。吴良镛起初不明所以，直至步入病房，方察觉林徽因亦在此。林徽因见到吴良镛，嘴角勾起一抹微笑，戏谑道：“你看我们这对难兄难弟。”此次相会，林先生难得地未涉足业务话题，她似乎依然保持着一丝开朗，然而吴良镛心中却沉重异常。他未曾想到，这竟成为他与林先生的永别，不久后，林徽因便与世长辞。
经过建筑思想批判的狂潮过后，梁思成先生出院回到家中，却发现物是人非。然而，他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却表现得异常平静，完成了两项工作。首先，他在夫妻共同使用的小图板上绘制了林先生的墓碑设计图样，详细标注了尺寸，并请莫宗江先生运用营造学社独有的字体，雕刻出“建筑师林徽因之墓”的文字，还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工地取回了一块林先生设计的纹样，安置在墓前。其次，他搜寻出了林先生的诗作，正如古人所说的诗囊，即兴创作，将片纸只句收入囊中，定时整理成集。梁先生以他工整的楷书字体，将所有诗作抄录一遍，以此抒发对林先生的深切思念。遗憾的是，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混乱中，这份无价之宝不慎遗失。
数十年间，吴良镛偶尔踏入八宝山，参加追悼会时，总会轻步至林徽因先生的墓前，默默表达对恩师的哀悼之情。在吴良镛的心中，林徽因被誉为中华第一女建筑师，她不仅是才华横溢的学者，在文学艺术领域的造诣也常人难以望其项背，在建筑领域更与梁思成先生齐名。她的一生贡献卓越，尤其是晚年，她为筹备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倾注了极大的心血，然而，她的名字却未曾出现在教师名录之中；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门厅，也未见她的塑像。这实为不公。
在这最后的十年里，她既遇上了难得的机遇，却也遭遇了时不我待的遗憾。
参考资料：
《吴良镛忆林徽因》
《吴良镛：博览群书，足迹遍及千里，心系万民之居》
3、吴良镛《林徽因追忆录》
《吴良镛：国匠风采》
5、袁帆《仁寿大镛》